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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未到还是郑国位置不佳永利官方网:

来源:http://www.sheemc.com 作者:永利平台 时间:2019-10-27 19:35

郑庄公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武功赫赫。

郑庄公所犯的第二大致命战略错误,是与卫国、宋国等等诸侯国纠缠得太久,错过了郑国南下发展的绝佳良机。

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710年,郑庄公所专注的最大事务,就是让卫国和宋国向郑国低头。公元前710年,随着宋殇公被杀和宋庄公被立为国君,郑庄公生平最引以为傲的事务终于达成预定目标。在服宋国、弱卫国的过程中,郑庄公充分发挥了个人老谋深算、纵横捭阖的特长,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精彩无比的历史。

然而,精彩过后呢?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刚一去世,他生前长期扶助的宋庄公就主导了郑国第一次内乱:将祭仲诱捕到宋国,然后强迫他改立郑厉公为君!自此以后,郑国就陷入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内乱之中,宋国、鲁国、卫国、齐国纷纷卷入其中,让郑国根本无以得到发展壮大的机会。

郑国内乱之所以让众多周边国家纷纷借机“打太平拳”,根源就在于郑庄公。他在位期间,长时间欺压他国,与卫国、宋国为首的周边诸侯国结下了不解的仇怨。所以,郑庄公一死,当年被他欺压的诸侯国就纷纷反过来欺压郑国了。

郑国失“盟”寡助,又没了周王室这块牌坊护体,被他国肆意欺压时就显得毫无抵抗之力。以这样结局来看,郑庄公生前与卫国、宋国缠斗多年,就是一个战略上的致命失误。

郑庄公于公元前744年继位,在公元前701年去世。这一时期,南阳盆地的楚国正全力向汉水之东扩张,却在三十年间都无法有效突破。南阳盆地及其周边小国林立,大多还未与东迁后的周王室发生联系。早在公元前763年左右,郑国就灭了胡国,站在了南阳盆地的大门口。如果郑庄公能果断放弃与卫国、宋国无谓的面子之争,转而将郑国的发展重心改为南下,以郑国实力不但能轻松将领土扩张到南阳盆地,还能有效阻止楚国日后的野蛮生长。

可惜,郑庄公在大局观上的致命缺陷,使得郑国错过了发展壮大的绝佳良机。

如果郑庄公十年前甚至更早地将郑国发展的重心转向南阳盆地,楚国还能有发展壮大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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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7年,挟“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余威,郑庄公又在繻葛(即长葛,河南长葛县)大败前来讨伐的王室联军,甚至差点射杀了御驾亲征的周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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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郑庄公敢假天子之名伐宋,也敢挑战周天子权威,几乎没人敢违逆郑国的意思。如此厉害,郑庄公为什么没能成就与齐桓公相似的霸业?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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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707年,郑庄公在江湖上纵横捭阖,东征西伐,取得了弱卫国、服宋国、败周王的煌煌战绩,似乎距离称霸江湖的梦想已是近在咫尺。

郑庄公所犯第一大致命性的战略错误,就是没能维持住郑国与周王室的良好合作关系,最后让二者走向了决裂。

郑国东迁的过程,就是郑武公挟王命以“正”诸侯的过程。因为扶持周平王东迁功劳巨大,郑国才得以成为王室执政卿。

东迁后的周王室虽然没落,但是王室执政卿身份给郑国所带来的利益,无疑极为巨大。

可以说,郑庄公纵横江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借用王室之名。再往前,郑武公在洛邑周边开疆拓土虽然是一己之力,但是如果没有借扶助周平王之名,郑国绝不可能灭了这么多诸侯国还能安然无恙。

周王室虽然是个牌坊,但这个牌坊对郑国却是不可或缺。

然而,郑庄公继位后,却没能维持住与周王室这种合作关系。

因为母亲与弟弟时时刻刻谋求篡位,郑庄公自继位的那刻起就不敢离开郑国,所以他执政前期二十多年从未去王室朝觐过。王室执政卿二十多年不见人影,为保证国事正常运作,周平王就想再任命一位执政卿。结果,郑庄公立刻向王室发出了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懦弱的周平王为平息郑国之怒,不得不主动提出周郑交质以换取郑国信任。

表面上看,郑国在这场与王室的权力斗争中占尽了上风。可实际上,郑庄公的强硬已深深伤害了王室的自尊心!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其孙周桓王继位。早就看不惯郑庄公霸道作风的周桓王,刚继位就想分郑庄公之政,任命西虢公与郑庄公同为执政卿。郑庄公得知此事,立刻派军队两次攻入周王畿,以武力来威胁周桓王!迫于郑国压力,周桓王收回了成命,但是他对郑庄公的嫉恨却再也无法消除了。

此后,郑国与周王室之间走向了恶性循环。

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西虢公为执政卿,位在郑庄公之下;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解除了郑庄公的执政卿之位,郑庄公愤而不去王室朝觐,周桓王顺势联合蔡国、卫国、陈国一起讨伐郑国,结果大败……。

王室与郑国从此彻底决裂,郑国也就失去了纵横江湖最强大的政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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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敬老慈幼,无忘宾旅。”突出华夏文明的美德,体现了各诸侯国在华夏文明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为“攘夷”事业打下共同的文化基础。

春秋初期郑国的崛起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作为一个新兴诸侯,郑国在土地面积与人口上都没有优势,四周诸侯国林立,缺乏扩张的基础。郑国的辉煌更多得益于郑庄公本人的非凡才干与坚忍的意志,当这位一代雄主去世后,郑国的衰落就成了必然。

因为郑国内乱,导致了东周江湖上的其它诸侯国纷纷对郑国进行干涉,从而引发了东周江湖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回答:

那么,为什么史学家津津乐道于齐桓、晋文的霸业,却很少说到郑庄公的霸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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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要说说齐桓公的霸业是怎么回事。

其实春秋霸主评选标准是一个挺的事情

不同的书里有不同春秋五霸的版本,不怎么变的三霸是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郑庄公属于有霸业,但是一直没有排进榜单的人。到清末的时候,朱起凤撰《辞通》可算是把郑庄公算进了五霸。

清末人的观点自然跟上古是不沾边,跟现代人观点比较像,大约都是觉得郑庄公一生功业辉煌,举例来说服射天子、假命伐宋、繻葛之战大胜周桓王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联军等等。这种辉煌看似出挑,其实放春秋这个大时代来看,也就一般吧。因为按着这个标准评选春秋五霸的话,楚成王以及其之后大部分楚国的国君可以评选上。实际上,整个春秋时代的争霸主要围绕楚国和晋国两国,其他齐国、秦国等等都是一世霸业而已。秦穆公之后,秦国长期被晋国遏制在西面。齐桓公之后,齐国发生了内乱,然后霸业也就那样了。夫差和勾践算是赶上争霸的末班车,他们两个在春秋霸主里的争议也是挺大的。宋襄公嘛,这是一个水货霸主,颇有争议的人物。宋襄公入选因素也很简单,就是他组织过会盟。虽然后来宋襄公被楚成王打压,但也是后话了。

郑庄公也算是一个霸主吧。但是他的霸业进不了春秋常任霸主的名单。因素吧,一是郑国的霸业没有后续连续性,庄公之后郑国一直在楚晋两大诸侯的夹缝中做人,简而言之就是很被动的状态。二是一世霸主来说,郑庄公出了早之外,业绩放进春秋时代有作为的诸侯当中,算是一般的。郑国也没有强到如后来楚国那样强。就是那么强势的楚国,一堆作为还不错的楚王进不了常任的霸主名单。三是霸主也在需要人品或者名声,齐桓公和秦穆公都是一代霸主,但是从尊王一事来看,齐桓公没有可指责,不似郑庄公有射天子服的事情。然后,齐桓公还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他的霸业模式开始别国复制。秦穆公,基本上就是一个春秋活雷锋,人品无可挑剔。

综上,郑庄公之所以进不了春秋常任霸主的因素大概就是上面说的三条。

回答:

郑庄公有图霸的雄心,最终却霸业破灭。下面详尽解析。

鲁隐公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郑庄公以王师伐宋。之后,庄公数次朝觐周天子。

鲁隐公九年,北狄侵郑,郑庄公与率公子突、大夫祝聃大败北狄。

鲁隐公十年,郑伯会齐侯、鲁公大败宋师,取宋郜地、防地。郑伯将宋二地归于鲁国。不久,宋国会同卫师、蔡师再次反扑,侵入戴地。庄公围而克之,俘获三国之师。

次年,郑伯会齐侯、鲁公伐许,入其都,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国让鲁公,隐公辞而不受。便将许国土地赠与郑国,庄公曰:寡人有弟,而不能和协。焉敢受许。于是使许国大夫居之。

宋公不朝觐周天子。庄公以王命讨之。

郑庄公先将攻占宋国两地赠于鲁国,然后又辞许地。这体现了其不计眼前蝇头小利,以提高郑国在诸侯中的威信和号召力,欲以图霸天下的雄心。

由于周、郑的矛盾愈演愈烈。周桓王终于罢黜了郑庄公周王卿士之职,庄公无法参与周室朝政。郑伯迁怒于周王,不再朝觐。于是,周王以诸侯之师伐郑,郑伯御之于长葛,王师大败,郑大夫祝聃射中王肩。祝聃欲追击周王,郑伯止之,称诸侯怎敢欺凌天子!

此战双方没有真正的赢家,周桓王颜面尽失暂且不提。郑国虽然获胜,但却是郑国的转折点,郑国原本有希望成为一等强国,但却因在战争中射伤周天子,至使其威信大大降低,郑国也永远失去号令诸侯,图霸天下的能力。

此后的齐桓公、晋文公都吸取了郑庄公的教训,每次大捷之后,皆献俘于周,并朝觐天子。在大会诸侯之时,周王室有时也会派卿士赴会。

可见,郑庄公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代雄主。但在图霸之路上,却是个失败者。他缺少像管仲一样知大势的贤能之臣,故不知“尊王攘夷”之重要。也缺少一位的具有雄辩之才的外交家,以化解与周王室的矛盾,以及协调与诸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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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时代的情况与齐桓公有很大的差异。周平王东迁之初,周王室主要有郑国、晋国、卫国为主的姬姓诸侯国所支撑,但很快晋国的晋文侯和卫国的卫武公去世,晋国陷入长期内乱,卫国此时相对好一点,但也缺乏强力君主。于是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便担任卿士,相当于后来的宰相,成为周王室对诸侯的代言人。由于郑国原本是从畿内大臣转型成为诸侯国的,对周朝的官僚制度比较熟悉,对待周天子的态度也比较傲慢,逐渐引起周平王的不满,到了郑庄公继位之后,双方矛盾加剧。周王室就试图将原本王室的重臣世家虢公召回朝中制衡郑国的影响力。郑庄公对周平王这种做法也很不满,于是要求周平王不要这样做,还与他交换人质。这件事对于周天子的权威是有损害的。周平王去世后,王孙周桓王继位,对郑庄公的不满进一步升级,正式召回虢公与郑庄公平分卿士之职。郑庄公一怒之下选择不朝,周桓王发兵讨伐郑庄公失败,双方和解。自此之后,郑国实际上失去的朝廷的号召力。对于郑国来说,周王室这面大旗还是很重要的,失去了它,就无法以朝廷名义集结军队,如果采取军事行动只能靠自身武装,显然在军事上无法做到十足的胜算,在诸侯中的声望自然也会受损。

齐桓公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吸取了郑庄公的教训,不要把自己摆在朝廷的对立面上,另外齐国也不再寻求朝廷中卿士之职,只要周王室赐一块胙肉,象征性地证明其霸主权威即可。

回答:

开启春秋诸侯争霸历史序幕的并不是日后威名赫赫的齐、晋、楚这些霸主,而是国土并不大、人口并不多的郑国。郑国在经历郑桓公、郑武公两代人的经营后在郑庄公时代远交近攻纵横捭阖——不仅一再打败周边的卫、宋、许等国,甚至还曾一箭射中周天子的肩膀,从此开启了强势诸侯取代周天子维持华夏秩序的历史,在对外攘夷方面甚至连日后的霸主齐国也不得不倚重郑国的力量,甚至试图与郑国和亲。然而郑庄公说到底也只是一方区域小霸,并没能像后来的春秋五霸一样号令天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可否认郑国的地理位置的确是极其不佳的:西有悍秦,北有强晋,难有蛮楚,东有霸齐,十足的四战之地。长年累月的战争令郑国疲于奔命,很难得到休养生息的时间。不过这也并不是阻止郑国成就霸业的全部原因所在——楚也是在南蛮部族的包围中崛起,秦也是在和西戎部落的长期交锋中兴起的,由此可见地理区位并不是决定霸业的唯一原因。不可否认郑国霸业未成有很大的地理因素,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导致郑国霸业未成。

郑国在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三代国君治理下崛起成为春秋初期一方小霸,但却没能成为一个号令天下的真正霸主,说到底这是因为郑国的崛起更多的是依靠三代国君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权谋诡计,而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体制则没过多的创新改革,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是旧时代的佼佼者,但却无法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而另一个大国却抓住历史的机遇进行了全面的制度创新,这个大国就是齐国。相比郑国一方小霸的成就,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郑庄公死后郑、齐两国的发展轨迹,或许能从中找到郑、齐两国之所以一个成为一方区域小霸而另一个成为号令天下的真正霸主的原因所在:

郑庄公死后郑国的没落和郑庄公手下一个大臣息息相关——这个人名叫祭足。祭足是一个极其有个性的人物:他曾骂过郑庄公的母亲太后武姜,也曾跑去割了周天子的麦子,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去死就没他不敢干的事。祭足本来是郑国边境一名底层公务员,尽管相比平民百姓好歹算是体制内人物,但按周礼规定的世卿世禄制度:他们家祖祖辈辈都该守着自己位于最底层的官职,绝无晋升的可能。然而春秋时代正是周礼逐渐解体的时代或者用孔子的话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圆滑的祭足抓住了时代提供给他的机会从而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郑庄公上台后祭足更是一步登天——直接成为郑庄公身边的近臣。郑庄公需要像祭足这样在朝中没任何根基背景的人物,正因为他没有根基背景就只能紧紧依附于提拔自己的郑庄公,另一方面祭足要想成功上位就必须扳倒朝中那些瞧不起他的世家贵族子弟,于是他就成为了郑庄公打击世家贵族以强化君权的一把利剑。也许是因为以前穷怕了,在获得权力后祭足更怕失去权力,为巩固到手的权力几乎什么龌蹉的事他都肯做。

郑庄公死后其子郑昭公继位,祭足依旧是朝廷重臣,可他和郑昭公从一开始就不大合得来。后来祭足在一次出访宋国归来之后就在宋国支持下废黜了郑昭公并拥立郑昭公的弟弟做了郑国新君。关于祭足推翻郑昭公一事正史上堂而皇之记载着他是被宋国胁迫而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郑庄公死后祭足实际成为郑国的头号权臣,甚至势力强大到足以废立国君,而郑国又明明强于宋国,结果一个强国的实际执政者被一个弱国胁迫是什么情况?

祭足通过废立国君成为了郑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国君反而成为了他手中的提线木偶,他为进一步争夺权力和郑国君主的同族不断斗法:祭足以铁腕手段清除了郑国内部对他不满的各路政敌,甚至连自己的女婿也被清除。就这样祭足从一个边关小官到朝堂大臣,再到废立国君的一代权臣,就其个人成就而言的确富有传奇性。然而对郑国而言:这就未必是什么好事了。从祭足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在人治社会一个人要想发财成名最好的途径就是做官,做了官之后就要脱掉道德的袈裟,实现所谓“人性解放”——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放弃一切底线。当然这样的行为只适用于不讲法律的人治社会——在人治社会里权力和财富可以互换,与此同时权力是不受监督制约的,所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监督制约的权力,仅仅幻想做官之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足以自我约束是不切实际的——恰恰相反在人治社会中能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活下来并成功上位者几乎没有谁不是厚黑学的集大成者。

祭足正是一位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活下来并成功上位的厚黑学的集大成者,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他不惜废立国君——这么做他自己的权力是巩固了;郑国却为此付出了政局不稳的代价。事实上权臣弄政、朝廷党争几乎是人治社会无法避免的通病,只有民主才能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一个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国家像祭足迫切希望上位的人必然是前赴后继。郑庄公的霸业就这样在祭足和政敌的斗争中一去不复返了。

本来郑国就不是很大,只是靠着国君的敏锐眼光抓住机遇才能占领先机,郑庄公死后郑国在祭足同政敌的内耗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因为地处中原东南西北皆为强敌,从此郑国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郑庄公时代的辉煌。而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正犹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正放射出万丈光芒。而说起齐国的霸业就不能不提到管仲。长期以来西方人有一种迷之自信,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人只关注朝堂争斗而忽略国计民生,这也难怪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除史记之外翻遍二十四史再没一本史书系统介绍过经济文化民风方面的事,看中国的传统史书都是写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借用《人民的名义》里祁同伟的话”老百姓在哪儿呢?我咋没看见呢?“前段时间剑桥大学还专门写了一部中国经济通史,声称中国人自己没写自己的经济通史所以他们写了。客观来说咱们中国人的确没写出自己的经济通史,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早在春秋时代就诞生了十八世纪以前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他的经济理念即使比之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并不显得落伍过时,更难能可贵的是此人并不是一位端坐书斋坐而论道的纯粹的经济学家,而是一名求真务实的实践者,他亲手推动了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位真正的霸主横空出世,这个人就是管仲。

齐国国君齐桓公第一次接见管仲时请他说出自己的治国理念。管仲胸有成竹地说:“治理国家首先要整饬政治秩序,而整饬政治秩序的根本在于树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所以治理国家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用三年的时间来从事教育宣传新政,用四年的时间来选拔优秀可用的人才,再用五年的时间来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而要树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根本是在于在顺应民心,如果拂逆民心那么政事就会没法收拾了。平常百姓不喜欢劳苦,所以要让他们快乐起来;不喜欢贫贱,所以要使他们富裕起来;不喜欢陷入危恶的境地,所以要使他们有安全感;不喜欢绝子绝孙,所以要让他们有安家生育的机会。这样人民自然就会拥护政府了。”齐桓公听罢说:“先生说得精采,可是怎么才可以使人民畏惧我呢?”管仲答道:“这不是为人君主所说的话,要人民畏惧并非难事,但是这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如果人民畏惧主公你而避而远之,那么主公的的祸患也就要到了,这种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我做了善事,百姓会称赞我,我做了错事,百姓会责怪我,所在百姓的观察是很细致的,所以以前历代明君都敬畏人民。”齐桓公再问:“那么如何来使政府正常地运转呢?”管仲答:“关键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有了完备的法律制度,国家才会有正常的秩序。法律由君主主持制订,但是也不能凭一时意气,任意为之,而要以人性的天则作为制订法律的标准。如果君主和臣民都可以遵循法律制度,那么国家就可以大治了。不过依法治国,一定要令行禁止,法重于情,不可因喜恶而枉法,赏与罚都应该依据法律规定,而不可依据个人的喜好。推行法治最难的莫过于无私,而危害法律最厉害的,莫过于心存私心。”齐桓公又问:“那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呢?”管仲答:“要重在发展国民经济,而不单单是增加国家财政,国民经济发达了,国家财政自然增收。百姓贫困,就会逃离,教育就无法施行,法令就无法推行。而人民贫困的原因,在于生产力不足,或者贵族君主的克扣,或者是豪强的兼并,或者是民俗上的奢侈的习惯,或者是财货的外流。因此要奖励人民的经济生产,注重商品的流通。国家不要过分的奢侈和挥霍,但是合理的积极的消费对生产也是有刺激作用,可以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要善于利于天下的财货,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使国家的经济强大起来。”齐桓公在问:“那又如何来提高国防力量呢?”管仲说:“要实行军国民主义。可以将国家分为二十一个区域,其中六个区域用来发展工商业,作为工商行政区;十五个区域是培养士兵的地方,作为士级行政区。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每个士级行政区安置两千个家庭,每个家庭必须要出一个人来充当战士,因此每个区域可以有二千名士兵。把这十五个区域划分为三个军区,每个军区就有一万名士名,这样全国的常备军就可以达到三万人。实际的操作是,五个家庭组成一轨,各出一名士名,总共五人,五人为一伍,为轨长来管理;十轨组成一里,共有五十个家庭,士兵五十名,由里长来管理;四里组成一连,共有二百家庭,士兵二百人,由连长来管理;十连组成一乡,共有二千个家庭,士兵二千人,军事编制是一个旅,旅长就由这个乡的有干才的人来担任。五个乡(士级行政区)有一万家庭,士兵一万人,军事编制是是一个军,由五个乡的最高军政长官担任统帅。所以全国三万人的常备军,共计有三个军,十五个旅,一百五十个连。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每年的春、秋季的狩猎时节,要定期进行军事演习。这样将军事上的编制与民政上的编制相统一,使得全国除工商业者之外,每个家庭都是国防的中坚,这就是军国民主义。”

从管仲和齐桓公这番对话中个人以为我们现代人至少应该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国家要生存并发展有三样东西必不可少——钱粮、军队和国家诚信,没有钱粮则无法填饱人民的肚子,国家自然无法生存,没有军队则无法保护人民和人民手中的钱粮,没有国家诚信就会人心涣散;其二,盲目秀肌肉只会让人们害怕自己,而不会让人们发自内心敬重爱戴自己,用鞭子驱赶别人为自己服务,不如让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其三,人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必须依赖法律制度建设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寄希望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性自律;其四,单纯增加国家财政总量是不可取的,只有藏富于民,让人民真正富裕起来才是国家长久可持续发展源源不竭的强大动力,因为当国家的强盛建立在人民的富裕基础上时当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奋斗时就是在为国家的强大添砖加瓦;其五,培养国民自强自立自信的尚武精神,寓兵于民,打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铁军;其六,治国理政不能头脑发热心血来潮,无论是加强法制建设或是改善经济民生、强化国防建设制度创新是关键,只有根据时代的发展适时适度适当创新改革体制才不至于被时代淘汰。

管仲对齐国进行了上上下下全方位的创新改革,其具体内容包含但并不局限于创新国家管理体制、创新官吏选拔机制、创新农业发展机制等等不一而足:

创新国家管理体制,建立”叁其国伍其鄙“的军政合一制度:在国都城市为使国民安居乐业,将居民按”士、工、商“三类组织起来,建立轨、里、连、乡四级行政单位,在广大农村则设立五级行政单位,增强了政府管控社会进行宏观调控的行政效率。管仲的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整个国家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像管理军队一样管理老百姓。通过组织人们在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和不断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通过这种”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做法建立起军政合一的制度,打造了一直召之即来来则能战的铁军。

创新官吏选拔机制,建立三选制:在此之前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国选拔官吏几乎都采用世卿世禄制,就是由贵族世代继承祖上的官爵,对平民子弟而言是完全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的。为了拓宽选拔贤能的途径,管仲创立了三选官制度,为出身下层的人才创造参政议政的机会:第一选由各乡的负责人把本乡有才德、有武功的人推荐给国家;第二选由国家把各乡推荐的人选分派到各部门试用;第三选各部门长官将在试用期表现优秀的人才推荐给国君,由国君亲自审核考问,合格者授予官职。此举打破了官职世袭带来的暮气沉沉,大批优秀人才得到提拔和重用,为齐国政治增添了蓬勃的生计活力,同时出身下层的人士也看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

创新农业发展机制,建立相地而衰征的新赋税制度:在上期的拙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已提到此事,在此只简略提一下。管仲主张以农立国并反复强调”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为解决田荒问题,充分调动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管仲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关系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土地关系问题进行了重点调整,这种调整大体上类似于我国改革开放中的包产到户。

创新经济宏观管控机制,建立盐铁专卖制度:规定盐、铁等资源由国家所有,专门设立盐铁官负责管理。盐铁专卖制度被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但与后世某些朝代相比,管仲将经营权下放,开放归国家所有的盐池和冶铁作坊,让民间自由生产。经营权的下放让民间经营者有利可图,自然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避免了绝对国有化之下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垄断定价权,生产出来的盐、铁由政府统购统销,从中获取丰厚利润。除了盐铁专卖制度外,管仲还有另一个调控经济的高招就是开物价调节之先河。为稳定国内物价,管仲建立了国家调控制度:丰年通过国库收购余粮;荒年则以正常价格把粮食卖给老百姓,有效避免了物价大起大落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管仲甚至利用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为一种同别国竞争霸权的手段,首开货币战争的先河,在这一点上他又让中国遥遥领先于以货币战争鼻祖自居的西方。

回答:

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郑国是小国,人力和资源无法和晋楚齐秦这些大国相比,发展缺乏硬件;

二、郑庄公不仅不“尊王”,反而藐视周天子,周郑交质、射王中肩就是郑庄公挑战周天子的事例,以下犯上与儒家是道德观中“尊王攘夷”的原则背道而驰;

三、郑庄公去世后,四个儿子争夺君位、串通外国、自相残杀,导致正郑国衰落下去。

回答:

郑庄公时期,是公元前757至公元前701,周王朝没有沦落到各诸侯国指手划脚的地步,起码的礼数还是要有,况且郑国和晋、齐、楚比是小国,晋等诸侯大国虎视眈眈,不会对郑庄公的鸡飞狗跳坐视不管,出头的椽子先烂!

可是,意外却此时发生:因为姬段一家人的逃脱,让郑国这场内乱,演变成了引爆东周江湖一场大混战的导火索。

郑是周宣王庶弟桓公的封国。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初封于郑(陕西华县)。桓公政绩显著,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幽王时,听周太史伯的劝告,把国内民众迁往今河南新郑一带。骊山之乱,桓公战死,其子武公在新郑附近建立了新的郑国。郑庄公凭借其政治地位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又执行正确的政策,故在春秋初年首先称霸,史称“郑庄公小霸”。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郑庄公在战略上的致命缺陷,使得郑国与王室决裂,又错过了南下发展的绝佳良机,所以郑国才错过了称霸江湖的良机。

不过,郑国在战略上的短板是家族遗传:郑国在东迁过程中,大多是以“术”制人,而缺乏了“略”的创新,所以本质上,郑国也许天生就缺乏了称霸江湖的命。

回答:

公元前757年,郑庄公出生;公元前744年,父亲郑武公去世,年幼的郑庄公继承了郑国君位。

郑国之所以能达到“小霸”的局面,其国力较为强盛是一方面。郑国地处济、洛、河、颍之间,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交通方便,为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郑国统治者与商人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因而商业发达,税收良多,国力日盛。但是国力并没有强大到足以称霸,因为郑国其实质依旧是一个小国。而且郑国到郑庄公才经历了三代国君,实力的积累也没有达到称霸的层次。更何况其间还经历了共叔段之乱。

他十七岁即位,统治时间长达四十三年。在前二十二年,弟弟叔段割据一方,郑国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他韬光养晦,隐忍待发,终于一举平定叔段之乱,开启郑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在他统治的后二十年,横行中原,远交近攻,纵横捭阖,将其军事才华与政治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逐一击垮对手,赢得中原大战的彻底胜利。他还破天荒地与周王室的军队展开大战,令周桓王挂彩,从此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在攘夷战争中,全歼来犯的北戎军队,又援助齐国击退戎人进攻,连东方大国齐国都不得不倚借郑国的军事力量,足见郑庄公时代国力之强盛。

归根结底,郑国无法称霸东周的根源就在于郑庄公。


然而,现实却非常残酷。

郑庄公二十二年,“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而郑国为此拉上了王师和虢师才敢反攻卫国,而且还向邾国请师,甚至还拉上了鲁公子豫,“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遂往。”卫国能够单独攻郑,且取得一城,可见郑国的军力实在算不上强。

九合诸侯意指多次召集诸侯国会议,据史料记载,齐桓公主持召开诸侯会议多达十五次。参与最积极的是宋国,每次都参加了;鲁国、郑国、陈国各参与十次;卫国参加九次;曹国和许国各参加七次。与会诸国主要是黄河下游东部及黄河中游南岸的中原各国。

郑庄公除与周王较量外,还伐卫,抗宋、卫、陈联军,败燕,伐宋入其郛,侵陈大获,以王命伐宋,大败北戎;合齐、鲁伐宋,取宋二邑;取宋、卫、察三师;又入宋;会齐鲁灭许;大败息师;大败宋师;救齐再败北戎,合齐、卫伐鲁,战于郎,最后,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形成中原地区“郑庄公小霸”的局面。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一去世,郑国就陷入了不断的麻烦中:不但内乱不已,周边诸侯国更是借郑国内乱之际频繁欺压郑国——不要说称霸,在如此险恶的江湖上,郑国能生存下来都是一件大幸事了!

郑庄公犯了两大致命性战略错误,使得郑国错过了称霸江湖的绝佳机会,最后还导致了郑国的没落。


平王死后,继位的周桓王想把全都政事委交虢公,郑庄公于同年四月,派“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这时,已经丝毫不把宗周放在眼里,郑周关系更加恶化。

诸侯国之间订立盟约,没有带头大哥主持是不行的,而齐桓公就是带头大哥,这是他与郑庄公的最大不同。当然,齐国霸业的真正灵魂人物,并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管仲是“尊王攘夷”霸业理论的提出者与实践者,因为有管仲,齐桓公才得以超越郑庄公。郑庄公有霸主之实,却没有管仲那样的政治新思维与思想深度。

不过,郑庄公也不敢把事情做绝了,当桓王军败,郑大夫请乘胜追击之时,郑庄公则对众大夫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抗击王师,是出于“自救”,只要社稷无损,则满足了。于是,郑庄公不仅不去追击桓王,反而使人连夜“劳王,且问左右”。

一场内乱,在郑庄公二十二年的精心设计和防备下,终于有惊无险地平定下来了。

郑庄公是郑国第三代国君,是周平王的卿士,其父武公协助平王东迁有功,郑庄公因此居功自傲。平王五十一年(前720年) ,平王想把他的权力分给虢公一半,郑庄公不同意,周郑“交恶”。“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手于周。”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郑庄公不但削弱了卫国,更是让宋国臣服于郑国脚下,可谓是春风得意。郑国自东迁以来,还从未与传统中原大国有过大规模较量。郑庄公上台以来,花费十三年时间打败了两个重要的大国——卫国与宋国,可谓是郑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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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死后,三子争夺王位,相互杀戮,国内大乱,国势日衰,使郑国从小霸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另一方面,郑庄公能够小霸,是其周王卿士的地位,他在讨伐他国时经常借周王名义,号召诸侯一起发兵。讨伐宋国罪名就正是“宋公不王”。这个大旗一举,诸侯们也是纷纷响应。

其五,“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这一条是涉及到结盟各国之间的利益。曲防就是在河流上做手脚,比如说位于河流上游的国家将水源截断。在葵丘会议上,严申各国不得擅自截断水源以涸下游国家。“无遏籴”就是不阻止邻国来购买粮食,就是要打破贸易壁垒,结盟国之间实现商品交易自由化。各诸侯国内如果有重大的封赏事件,一定要互相转告,要求政务公开。

郑庄公老谋深算,郑国实力也如此强大,为什么郑国却无法称霸江湖?反而是逐渐走向了没落?

郑庄公继位后的头二十二年,比起父亲郑武公时,在江湖上还是低调了不少。这不是郑庄公不想作为,而是别有它因:一是因为年纪小,不通世事;二却是因为母亲与弟弟一直对国君之位虎视眈眈,让他不敢轻易离开国都半步。

以第二次葵丘会议为例,这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诸国达成了以下的盟约,共有五款: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之间力量相差不大,相互之间并没有压倒性优势。《周礼》规定:“王六军, 大国三军, 次国二军, 小国一军。”各诸侯国军队数量也都有限。虽然平王东迁之后,制度遭到破坏,但是在东周初年,这一制度的变迁还未达到质变的程度。而且春秋时期的霸主,都是经过了一番内政、军政的改革,国力大盛,才成就了自身的霸业。

如果说郑庄公是旧秩序的破坏者与终结者,那么齐桓公则是新秩序的开创者,这种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就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其一,“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这一条是用来防止国内动乱的产生,对于公子中不孝的,坚决诛杀,以免日后引发政变,不得随意更改废立太子,不得将妾室立为正妻。这个原则是依据春秋初期兄弟间争夺君位而导致的流血事件过多而制定的。

如果单纯论武功,齐桓公未必比郑庄公显赫,但霸业不只是武功。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列举霸业的四个基本标义,可以参考下:第一,尊王。尊王不仅是要尊重周王室,还要尊重霸主的命令,如同代替周王行使王权,即将霸权等同于王权。第二,攘夷。尊王与攘夷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春秋初期,华夏文明遭到戎狄的严重威胁。第三,禁抑篡弑。遇到某国有篡弑,同盟国互不承认,并出兵平乱,另立新君。第四,裁制兼并。同盟国之间互不侵犯,有事端提交盟主公断。

其二,“尊贤育才,以彰有德。”重视人才,以求华夏族之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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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士人的官职不搞世袭制,不要兼任几个差事,录用士人一定要得当,不得专横杀戮大夫。这是规定了诸侯国内政的一些原则。

公元前722年,武姜与姬段准备了多年,终于决心发动政变。而隐忍了二十多年的郑庄公却突然抢先发动,偷袭了弟弟姬段的老巢京邑,迫使他南下逃亡到了鄢邑。郑庄公随即命令大军围攻,结果姬段身受重伤,逃亡到了卫国。

周桓王五年(前715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为右卿士,郑伯郑庄公仍“为王左卿士”。至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桓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亲率陈、蔡、卫等诸侯联军及王师伐郑,“战于繻葛……王卒大败。祝聘射王中肩”。周王本想以武力压服郑国,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可惜事与愿违,周王竟吃了败仗,威信扫地。周郑交质、取麦、取禾、夺政、不朝、射王中肩,周王从此一撅不振,失去了天下共主号令诸侯的地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返,大国争霸并始。“周纲之坠,郑伯罪之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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